“五千年中华文明”在中国人的认知里根深蒂固。从孙中山时代就提出的五千年文明之说，到1979年出版的国民儿童读物《上下五千年》，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种观念的塑造。
国民儿童读物《上下五千年》自1979年首次出版以来风靡了近半个世纪，促进了“五千年中华文明”观念的塑造。苏楷泽 摄
然而一百年来，“五千年中华文明”始终面临着科学的审视。寻找切实可信的中华文明之源，成为数代学人的情结和使命。19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，文明起源就是最为关键的课题之一。后来不断出现的远古遗迹，持续为这个问题提供论据，一步步催生中华文明起源的理论。中国考古百年，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三代考古由此成为最迷人战场之一，造就了几代大师。
世纪之交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前所未有的20个学科、400多位学者的力量，研究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大脉络。这一迄今中国考古领域规模最大、参与学科最多的综合研究工程启动至今的20年，恰好覆盖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考古生涯的后一半。
“我觉得这20年，尤其最近10年，应该说中国考古学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。”王巍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时表示，真的是很幸运，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中国新闻周刊记者:20年文明探源工程在整个中国考古行业发展中有怎样的重要性？
王巍:探源工程20年是中国考古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，也是一个最好的时期。我们的目标聚焦在中华文明起源、形成、发展这个超大型的课题，聚焦在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。原来往往是一个遗址、一类器物的研究，但有一个大的工程引领之后，每个遗址都有一个共同的大目标，也有自己的小目标。
我觉得工程最大的意义所在，就是形成了集群力量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广泛应用。另外一点，我们进行文明研究，不能不研究外来文明因素，这就要关注其他文明。我们试图提出中国方案的时候，要兼顾其他文明；我们与世界文明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，更要了解其他文明。所以我们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世界，也推动了中国考古“走出去”。最近10年，中国已有30多支队伍到20多个国家开展考古，大大扩展了国际视野，提升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影响力。
这20年，尤其最近10年，中国考古学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。我的40年考古经历中，后20年集中在文明探源工程，最近10年又带了几次考古队到国外，真的是很幸运，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。
入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河南西坡遗址考古发掘。孙猛 摄
中国新闻周刊记者:你在总结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形成的认识时，区分了文明的“起源”和“形成”阶段，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在8000年前，形成于5000多年前。这对“中华五千年文明”的说法做了新的阐释和补充，8000年前发生了什么？
王巍:距今8000年到6000年是全球范围的气候大暖期。古环境研究表明，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类似今天的长江流域，长江流域的气候类似今天的华南。这个时期农业促使人口增长、村落增加、手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。距今8000年前淮河上游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种植水稻、饲养家猪、酿酒、制作绿松石器的技术，还发明了可以演奏乐曲的七孔骨笛。在贾湖和内蒙古赤峰兴隆洼等遗址，出现极少数规模较大、随葬玉器或绿松石器的墓葬，说明社会已经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，开启了文明起源的进程。
8000多岁的贾湖骨笛。王中举 摄
这次我们提出一对重要的概念，就是文明起源和文明形成。中华5000年文明并非虚言，是历史的真实，但一些学者和社会人士也提出，中华文明不止5000年，8000年前贾湖遗址的龟甲上已经有契刻符号，还用骨笛演奏音乐，这难道不是文明吗？我们意识到，必须澄清模糊认识。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是文明的起源、形成、发展，把“形成”专门提出来，就是5000年前。相对来说，大家对起源阶段的认识比较模糊，但把形成阶段单独区分出来就比较明确了。
探源工程目前为止聚焦的还是距今5500年至3500年时间段，最重要的观点，就是5000多年前进入文明社会，这是关键的关键。但文明不是某一天突然形成的，是8000年起源、6000年加速，逐步发展的结果。未来文明探源继续开展下去，我们也希望能够把上限提前到8000年，对前面这3000年也开展研究。
中国新闻周刊记者:在距今5500年至3500年的两千年范围里，还有什么你觉得需要继续去探索的问题？
王巍:太多了，还有很多历史谜团。比如文字的问题，夏代到底有没有文字，甚至夏王朝历史的确认。还有没有更早期的文字，比如说8000年前贾湖遗址龟甲上刻画的符号，跟甲骨文同属方块符号系统，中间5000年的间隔到底怎么来看？还有像红山文化，还欠缺一些诸如都城、宫殿等其他关键证据，是不是能够填补起来？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要努力的空间。
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的红山文化重要遗址——兴隆沟遗址“中华祖神”出土地，出土原址立有1:1比例复制的敖汉整身陶人像。孙自法 摄
中国新闻周刊记者:长远来看，你觉得文明探源工程还有哪些方面的工作需要加强？
王巍:第一是拓展研究范围。原来是距今5500年至3500年，建议拓展到接近8000年开始，因为8000年确实是文化发展、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的时期。下限从距今3500年延伸到2800年，延伸到西周晚期，因为我们多元一体的格局和周代礼制的形成，在那时才应该说到了基本完备的阶段。空间上继续以黄河、长江流域为主，但建议东北、西北、东南、西南都应该扩展进来。因为等到商周时期，这些区域陆陆续续都融入以中原王朝为引领的大格局之中，再后面到秦汉时期就完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。
再一个建议，就是大大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度。自然科学已经大力推动了工程进展，但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还不够。未来研究任务绝不只是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结合就能够解决，包括文明的特质、文明的路向等等。所以各种人文社科的参与势在必行。
第三个建议是要加强世界文明的比较研究。没有充分的比较，我们自己的文明特质很难准确全面地概括。
最后就是成果的转化和转播，让我们的成果为国际学界接受认可，为炎黄子孙增强民族自信。这几个方面是当务之急。
中国新闻周刊记者:某些地方一直以来有一种趋势，把一些考古遗址与神话传说对应起来。比如三皇五帝、尧舜禹的传说，为他们寻找故乡、传说地点等等，将这种非学术的比附也当作对文明的探寻，怎么看待这种现象？
王巍:应该从考古的实际资料出发，做好本地文化发展的序列，以及文明起源、形成、发展进程的研究。
但与此同时，古史传说、民间传说应该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。比如说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，在4300年至4100年前的晋南，出现了一系列王权的证据，甚至有观测时令节气的观象台。这跟《尚书·尧典》的记载是十分吻合的。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，因为时间、空间、规模、性质、内涵等方面都高度吻合。再比如山西运城夏县师村遗址，发现了6000多年前石雕和陶制的蚕蛹，非常形象。当地有很多嫘祖的传说，传说嫘祖是黄帝的妻子，发明了养蚕缫丝。在嫘祖传说非常盛行的地方，确实出现了6000多年前的石雕、陶制蚕蛹，恐怕不能完全用偶然来解释，最起码是一个重要的线索。
山西陶寺遗址上复原的观象台。孙自法 摄
师村遗址出土的石制与陶制蚕蛹。国家文物局供图
所以五帝时代绝不是虚无缥缈的，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考古发掘来验证、辨析。不能一概以古史传说代替历史，但也不能一概否认，尤其是后者。现在有了大量的发现，我们的任务不是用考古发现去“证实”古史传说，是要以考古发现去“检验”古史传说，分析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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